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江海平原的青墩遗址不愧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刻在鹿角上的符号文字，以及由墓葬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前，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正如中共海安县委书记张爱军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你》采访时不无自豪地说：海安县境内是南通市成陆最早的一片土地，这片广袤的沃野在5000年前就孕育过著名的青墩新石器文化。海安先民们于此斫榛辟莽，自强不息，为华夏文明的繁盛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据青墩遗址出土遗物分析，其文化面貌特征与发现于浙江余杭市良渚的良渚文化遗址颇为相似，而与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南部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区别较大。文化层的遗存在总的特征上比宁镇地区更接近于江南崧泽中层的文化遗存(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5000年)。而上文化层的玉器等遗存则具有良渚文化的某些主要特征(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近30年来，我们对青墩文化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人们可以就“青墩文化”的研究成果来比较“一南一北”即南——“良渚文化”、北——“大汶口文化”的关系。
对于各地文明起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我们在考察中国古代各地各大文明时，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趋势和现象，这应该是由于它们都要面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所致。然而又由于各地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毕竟不同，使得人们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种种差异。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差异，才可以对各区域不同类型的文明做出进一步的比较。
一、距今时间、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相似
青墩文化距今5015±85年，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从青墩遗址出土样品的孢子花粉分析，青墩遗址的古气候由全新世中期的温暖潮湿转为晚期的温暖湿润。古青墩人在得天独厚的滨海平原上，从事农耕、渔猎、饲养、纺织等生产活动。当时，这一带气候温湿，青墩人在土墩上建造了低矮简陋的木屋，过着定居生活。人们使用磨制的石斧、石锄、石锛等工具开垦荒地、种植庄稼。他们还采集果实，捕捞鱼贝，扩大食物的来源。青墩人已经饲养驯化狗、猪、牛等牲畜。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第6文化层有占组合2%的荨麻科花粉，可能是苎麻属的一种，同层出土物中亦有陶纺轮，这说明，古青墩人已经开始种麻纺线织布，南通地区纺织业的历史似可追溯到5000多年之前。玉璧、玉琮等较精致玉器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已有专门从事某种生产的手工业者。良渚文化的大部分时期，其气候虽凉爽但平和稳定，因而良渚文化也获得了繁荣发展，良渚文化遗址遍布整个太湖地区。这个时期，除了有条件的贵族在选择墓地时占据了台形和土墩形的地势外，作为居住遗址，大多数应该处于地势较低平、周围有水田耕作的环境之中。所以，聚落和水田间沟洫、水路的整理，以及水路在聚落间的分隔，乃至各中心聚落势力范围的划分等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相近的刻划文字符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教授在他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此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在1987年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许多论文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青墩遗址的这一重大发现。良渚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也有自己的特点。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资料，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上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作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的符号；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内底刻的符号。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㞢）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还有三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符号。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三、相近的贫富分化
劳动和斗争给“青墩人”带来了财富，贫富分化也随之而来。氏族公社墓地，29座墓葬，有随葬品的25座，无随葬品的4座，随葬品最多的一座达23件，有璧、环、坠等玉器。随葬品多少和好坏的区别，反映贫富分化日趋明显、一场巨大变革正在酝酿之中。在良渚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等级和社会分层的出现。良渚文化中存在不少贵族墓，也有相当多的平民墓。学者们依据墓葬规模的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的多少和优劣，对良渚墓葬做出了种种划分，较多见的是划分为大墓和小墓进行对比论述。也有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个大的等级，每一大的等级中又划出二个小的级别。按照后一种划分，大型墓是指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既精美而又数量巨大的墓。它一般多有木棺，有的还有木椁，甚至出现人殉或人牲。其随葬品可达百件以上乃至数百件之多，且以玉器为大宗，同时还有少量的象牙器、漆器、嵌玉漆器，以及木器、陶器和石器等。大型墓所用玉材几乎全为真玉，集中有数量较多的琮、璧、钺等良渚玉器中的“礼器”。中型墓是指墓葬较小，随葬品只有10—30件，少数30-40件的墓葬。中型墓多数有独木刳制而成的棺底板，随葬品以陶器和石器为主，也有少量的玉器、骨器或象牙制品及鲨鱼牙等，但玉器质差量少，琮、璧、钺等玉礼器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陶器和石器明显增加。小型墓葬目前发现最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大多不足10件，且多为陶器，少数有1—2件石器或玉器饰品(坠、珠等),也有的小型墓葬无任何随葬品。此外，在良渚文化中还存在一类被称为“乱葬墓”的墓葬。这是一些既无墓坑又无随葬品，葬式或头向不一，甚至身首异处，或是被捆绑的殉葬者或人牲。大汶口遗址也有贫富分化的物证，但随葬品与青墩文化和良渚文化有点不同，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四、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等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都异常精美。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乎可以与今针媲美，都有针眼。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历史系、南通博物苑等单位对青墩遗址进行过3次发掘，共发现墓葬98座，出土生活、生产用具和装饰物品478件，还发现稻粒、核桃、菱角及麋鹿、猪、狗的遗骨和大量蚬壳等。经考古鉴定，遗址距今5300多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不同的是，青墩人不使用兽骨制成的骨铲、骨锥、骨镞等工具，而是发明了骨质的叉形投掷器和纺轮。青墩人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种麻、纺线、织布的技能。他们还根据生活需要，烧制造型美观的陶器。陶器中有一种十分美观的夹贝陶，体现了滨海地区原始制陶业的地方特色和青墩人对捕捞贝类的综合利用。
五、遗址影响互通
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般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常州市一带，北抵长江附近。晚期在鲁南比邻的江苏新沂花厅村、浙西的遂昌好川、山西的陶寺、广东的石峡、江西的丰城、陕西的延安等处，都有良渚的典型器玉琮、玉璧、锥形器等的发现。不过，经过对出土文物的组合关系、器形特征、考古迹象的分析，晚期边远地区的良渚型器物大都不是当地主体文化的代表，应该是良渚文化部分因素的外渗。因此，可以明确地判断，它们不是良渚文化直接的分布地区。联系良渚遗址文化层表面经常发现有洪水遗迹(上海奉贤江海遗址多达三层淤土，经同济大学检测为非海相沉积，当为洪水遗迹)和不久良渚文化就此彻底消失的情况，良渚晚期这几个有良渚文化遗存的边远遗址，极有可能就是良渚人在经不起接二连三洪水的冲击下，避灾求生于他乡的所在。如此，笔者认为远古海安青墩正处于南北交界处，与南北遥相呼应，其中部分青墩人或许有可能是避难的良渚人。
六、青墩文化的独特性
在青墩出土的大批陶器中，有一枚堪称国宝的有柄穿孔陶斧，系按石斧实物仿制的，分柄和穿孔斧两部分。此陶斧并非实用之物，但为当时穿孔石斧的装柄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陶斧的造型十分别致美观，现为南京博物院收藏，系国家一级文物。无论从其历史价值、精神价值还是美学价值讲，都可称为海安的镇县之宝，海安精神的象征，海安历史的佐证。此外，青墩出土的用鹿角制的耒和三叉形投掷器，在江苏系首次发现，亦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中国古代的飞去来器。飞去来器又称“回旋刀”或“飞镖”,它是用坚硬的曲木制成的一种巧妙武器，用于狩猎和战争。熟练的投手掷出的飞去来器能在空中划出不同的飞行曲线，在飞行过程中击中目标。投掷者还能让它完成飞行目的后飞回自己手中，故名“飞去来器”。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有飞去来器。1979年，在海安青墩遗址，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到6件飞去来器，其中有4件整齐地叠在一起，作为随葬品埋在一座墓中。同墓中还出土骨箭头13枚，死者被鉴定为成年男性。可以想象这位死者定是位精明的猎手。这里见到的飞去来器全都是用鹿角制成的，有3个自然分叉，三端都磨成了扁刃，全器一面磨平，便于快速飞行，准确击中目标。
发掘的石斧、石锛、骨镖、骨针，在洪荒蛮武中拓展出人类智慧的空间。
总之，青墩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为江海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序列的再研究增添了新材料，尤其是在良渚文化、青墩文化、大汶口文化三种文化的南北联系问题上，给世人展示了很好的例证和地层依据。与此同时，承载古人类栖居数千年的遗址遗留下来的各种信息，为我们研究古江海的变迁等综合性学术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和载体。此外，青墩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为我们探讨长江三角洲地区彩陶和白陶的起源、演变，以及史前人类的宗教艺术、审美崇尚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文稿丨陈小军
(原载于《江海文化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