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有了文字和数字，数据也就产生了，我们的祖先可是称得上运用数据的鼻祖。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举行会盟，后魏国以韩国没有前来赴会为借口，兴兵讨伐韩国。

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用军师孙膑的建议，待魏国与韩国交战疲惫不堪时，大举发兵救韩。魏国军师庞涓率10万大军欲与齐国一决雌雄。

孙膑见庞涓来势汹汹，决定智取，于是下令军队向马陵（今山东郯城县一带）方向撤军，选择在一沟壑密林处设伏，诱敌深入。孙膑提出建议，命士兵第一天挖供10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减少5万，第三天减少到3万。

庞涓侦察到齐军的这一变化，认为齐军士兵胆小畏战，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逃跑，减员严重。于是，亲自率兵追击，结果大败，庞涓自知在劫难逃，拔剑自刎。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所用计策被称之为“减灶之计”。

在这一战役中，可以说“成亦数据”、“败亦数据”，也是我国最早运用数据的典型案例。

今天，大数据时代已悄然来临，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将借助大数据的帮助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思维，即养成对数据的敏感和分析习惯，根据数据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善于从数据中发现和挖掘其内在价值，在预测事物发展、判定当前态势以及做决定决策时，先看看“数据怎么说”，而不是主观判定，或是从时过境迁的经验出发。

在大数据时代，以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科学为基础的大数据，又衍生出“数据科学”、“数理统计学”、“数据工程”、“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等新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信息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是将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将数据化思维与先进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相融合，探索数据之间的关系，预测事情发生的趋势和可能性，以便及早寻求应对之策。

大数据核心的核心作用之一是预测，即通过从大数据推测未知事件，是用今天演绎未来的过程，其最大变革是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对相互关系的关注。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它直接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需要培养数据思维。”军事运筹学专家、国防科技大学张维民教授认为，数据思维是借助于数据对客观事物进行概括、探索，从而发现事物的内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的一种思维习惯，并形成以数据为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据思维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整体观、发展观和联系观这三个方面。张维民教授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看问题、拿主意、做决策，要养成看“数据怎么说?”的习惯，而不是“我们怎么想”，或是凭经验和传统思维出发，要紧跟着问题进一步问：“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的？”“从这些数据能得出什么分析结果？”“我们对结果有多大信心？”决策者对数据与客观证据的尊重是大数据发挥价值的重要保证。

在军事领域，大数据将开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即“大数据战”，张维民教授对其战争特点做出了如下的归纳――

首先体现在组织结构重组。在军队组织形态上，扁平结构、层次简捷、高度集成、体系融合，是大数据时代军队体制编制的基本特征。作战将由力量联合向数据融合方向发展，大数据技术在几乎不打破现有军队体制编制情况下，能够另辟蹊径通过数据的融合实现军种的联合。

其次是作战样式的改变。未来战争将呈现以数据攻击和防护为基本手段的全新作战样式。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跨网或离网攻击都将成为可能，实时的战场信息、各种侦察平台搜集的信息、作战指挥中心的每一项指令、传感器信息等，都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些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构成了最基本的战场生态。

第三是指挥流程缩短。随着数据挖掘技术、大规模并行算法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在军事上，情报、决策与作战一体化将取得快速进展，无人机可以成建制地对实时捕获的重要目标进行“发现即摧毁”式的精确打击，并能通过融合情报的前后端，缩短指挥流程，使数据流程与作战流程无缝链接并相互驱动，构建全方位遂行联合作战的“侦打一体”体系，从而实现体系化的“从传感器到射手”的重大突破。

最后是作战主体和决策方式的改变化。自主式作战平台将成为未来作战行动的主体。大数据技术将赋予无人作战平台一定的“能动性”带来决策思维、模式和方法的变革，指挥员做出决策越来越取决于数据及其分析结果，而非经验和直觉的主导，只要提供的数据量足够庞大真实，通过数据挖掘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诸如敌方指挥员的思维规律、预测对手的作战行动、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等复杂问题。

“看数据怎么说”，在大数据战争中，数据搜集、分析和处理能力，以及基于数据作出的决策将会是未来战场上的制胜关键。可以说，谁占领了大数据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未来战场上赢得军事竞争的主动权。

来源：科普中国